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不仅是一种职业分工，也是整个中国社会思想生活和公众讨论的热点，也是最活跃的表现形式之一，其影响和辐射远远超出了狭隘的专业范围，随着市场化进程，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经济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文学问题相对边缘化，随着大学文学教育的专业发展，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逐渐失去了其公共性和意识形态性，越来越成为一个知识的"领域"。

文学史作为中国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的一种主要研究范式和知识传承模式，是一种值得研究的现象。其知识生产方式和培训体系既有历史的合理性，也有历史的局限性。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基本的"知识分子写作"风格。从个人情感，群体心理到伦理冲突，社会矛盾，政治改革乃至经济发展，文学批评与研究都可以"介入"。仿佛文学和思想的边界就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边界。虽然这个理想阶段只是昙花一现，更多的是作为怀旧话题来谈论，但在现代已有不少先例。从法国启蒙运动的文学和批评写作（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德国浪漫主义文学批评（施莱格尔兄弟，海涅），到19世纪俄国文学批评（别林斯基，车尔尼舍夫斯基），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把持着民族思想生活的耳朵，引领着民族精神生活和中心话题。"

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以其自身的创造性，紧迫性和重大课题，在‘文学史’上独领风骚，明确了未来文学史写作的素材，框架和内在原则。作为一个特例，从白话文革命到建国初期的文化思想历程，就是通过"新文学"先驱者和后继者有意识地编纂文学史，使其经典化的过程。同时，通过对左翼文学批评和理论建设的艰苦探索和积累，最终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态。这类作品虽然在"文学史"的框架下取得了最具体的成果，但就其自身的文学经验，审美判断，知识分子的理论抱负乃至政治意识而言，仍具有思想性，批判性和创造性。可以说，正是这种批评和研究的内在动力，在于文学史研究的理论性和时代性，使得现代文学这一学科为建国后整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模板。这样，随着专业体系去思维化，反理论化，非政治化倾向的发展，现代文学这门"二级学科"对整个文学研究领域的影响力日益下降，甚至用来"安身立命"的文学范式往往需要转向文学以外的领域（学术史，思想史，印刷文化，物质文化等）。）寻求帮助。"